（一）突破了外貿經營主體單一和實行審批制的局面，優化了外貿經營主體結構

　　是否允許自然人、法人或合伙企業等所有企業從事外貿，這是一國對外貿易法的基石，猶如一國憲法是否保護人權一樣重要。20多年來，放開對外貿易經營權一直是中國外貿體制改革主線之一。事實上，我國以往實行的外貿經營權審批制是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壟斷經營制度的直接表現。原《對外貿易法》第9條第1款規定的許可制度，無疑在有外貿經營權和無外貿經營權的企業之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限制了市場、限制了競爭。也與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相背離，易被視為貿易壁壘，不符合《中國加入議定書》和《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中關于u201c中國將在加入3年內取消貿易權的審批制u201d的承諾。

　　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我國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寬對外貿易經營權。1999年142家私營企業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全國大型工業企業全面實行自營進出口經營權登記備案制，原來由國有外貿公司壟斷經營的局面已基本被打破，在全國范圍內已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外貿經營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多層次、多渠道的外貿經營格局，具備了放開外貿權的條件。新外貿法據此取消了貿易權審批制，改為實行備案登記制（第8、第9條）。賦予企業更廣泛的外貿經營權，從而為形成以多元經濟為核心的外貿體制，充分發揮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總體優勢奠定了基礎。　　　同時，新外貿法賦予自然人從事外貿的權利，徹底實現了外貿經營主體的國民待遇。根據1994年外貿法第8條的規定，自然人不能夠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而根據我國的入世承諾，在貿易權方面應給予所有外國自然人和企業不低于給予在中國的企業的待遇。雖然中國的自然人能不能成為外貿經營主體并不涉及我們在WTO規則下的義務，但這一條款是否增加一直為國內業界所廣泛關注。

　　對此，部分專家和學者認為降低準入門檻，敞開外貿大門，在中國信用體系十分薄弱的今天，容易導致短期內外貿經營主體的急遽增長，從而可能出現惡性競爭和市場秩序的混亂，最終損害國家利益。事實上，在技術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邊貿活動中，自然人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已經大量存在。放開后，國內短時間內出現包括自然人在內的外貿經營主體數量大量增加的可能，但預計不會持續。主要原因是自然人做貿易的風險極大，相比法人、其他組織來說，自然人需要承擔無限責任。同時，自然人真正作為主體參與外貿經營的實現，目前還存在配套制度上的阻礙。如合同效力、海關管理、外匯支付、稅收等方面的法規中對自然人行為效力的確認，還有待通過對相關配套法規的修改和制定來進一步理順。

（二）突破了重視對外貿易秩序中國內民商事主體救濟的立法模式，突出和強化了公權的貿易救濟功能，以及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作用

　　對外貿易秩序包括對外貿易的管理秩序和經營秩序。前者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而產生的，所反映的是作為對外貿易管理者的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與對外貿易經營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后者是適應對外貿易活動的客觀規律而形成的，所反映的是作為平等主體的對外貿易經營者之間的民商事權利義務關系。依法維護公平、自由的對外貿易秩序則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在1994年對外貿易法還是在新實施的對外貿易法當中，第一章總則的第1條都把u201c維護對外貿易秩序u201d作為制定本法的一項宗旨。

　　1994年外貿法分別從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對對外貿易秩序進行了規定，試圖以此來應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對外貿易領域的無序競爭及與國外的貿易摩擦。它對內確立了對外貿易經營者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具體列舉了外貿領域中的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和其他違法行為。對外則是針對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規定。這種體例弱化了外貿法對國內產業的保護，不利于發揮公權在對外貿易救濟中的作用。

　　新外貿法增加了知識產權保護、對外貿易調查和貿易救濟3章，強化了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功能，彌補了中國作為WTO成員應當享受的相應權利。特別是在第46條、第45 條規定了貿易轉移、以及國際服務貿易的貿易救濟問題，為我國產業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在第6章對外貿易秩序中還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做了相應的規定，明確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可以采取禁止進出口等措施消除其危害或者影響，及時發現和處理對外貿易中出現的新情況，更為全面的保障經濟安全。

（三）突破了以進出口商會為主參與外貿中介服務的規定，強化了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

　　縱覽《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即《WTO協定》）及其附件可以發現，在《建立WTO協定》第5條第2款u201c總理事會可就與涉及WTO有關事項的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和合作做出適當安排u201d，以及《關于實施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6條的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等協定涉及到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或商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正逐步形成政府宏觀調控－－行業組織自律性管理和服務u2014u2014企業自主經營的新格局，對外貿易由于其涉外性質更需要這種協調機制。特別是在處理貿易摩擦的實踐中，行業協會、商會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作為進口國國內產業的代表，在國內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作為利害關系方，就進口國對其提起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游說、影響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機關等等。　

　　與1994年外貿法相比，在有關中介組織規定方面，新外貿法客觀反映了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成果，尊重了協會等中介組織在經濟活動中的實際作用和發展狀況，明確了協會、商會的權利和義務。特別是強調了協會、商會為其會員提供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生產、營銷、信息、培訓等方面服務的職能，以及依法提出有關對外貿易救濟措施的申請、反映會員呼聲的義務。例如，新外貿法第56條規定，對外貿易經營者可以依法成立和參加有關協會、商會。有關協會、商會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按照章程對其成員提供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生產、營銷、信息、培訓等方面的服務，發揮協調和自律作用，依法提出有關對外貿易救濟措施的申請，維護成員和行業的利益，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成員有關對外貿易的建議，開展對外貿易促進活動。

（四）突破了單一的外貿發展道路，強化對外貿易促進的手段實現多元化

　　新外貿法除在第9章對外貿易促進增加規定了出口信用保險、公共信息服務系統、鼓勵對外投資、工程承包和對外勞務合作等方式外，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就是首次以法律條款規定我國參與區域經濟貿易協定和區域經濟組織的行為。這將為我國的外貿發展提供一個廣闊的空間。

　　目前，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區域經濟貿易合作，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也是世界各國尋求發展本國經濟、抵御經濟衰退的一項重要舉措。由于自由貿易區具有的積極作用，關貿總協定第24條對其作了特別規定，從而使自由貿易區成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并明確允許各成員在其領土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我國游離于自由貿易區之外，一方面使我國無法享受區域貿易安排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區域貿易安排對區內國家實行優惠待遇，其成員對區外貿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貿易壁壘，因而其貿易轉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顯，致使我國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視性影響。同時，自由貿易區是世界貿易組織明文允許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積極利用就沒有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為我國謀取應得的利益，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我國都應重視和利用自由貿易區來推動我國外貿的進一步發展，并發揮我國在自由貿易區內的積極作用。

　　新外貿法第5條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促進和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關系，締結或者參加關稅同盟協定、自由貿易區協定等區域經濟貿易協定，參加區域經濟組織。這將積極推動我國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活動，有利于中國與東盟以及中日韓就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進行有益的嘗試。

（五）突破了處理外貿違法主要依賴行政處罰的局面，健全了嚴格的法律責任

　　1994年外貿法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只有4條，比較原則，處罰手段不夠，處罰種類也比較單一，主要手段是撤銷對外貿易的經營許可。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曾于1994年下發了《關于嚴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的通知》，對1994你年外貿法有關違法行為做了補充規定。

　　新修訂的外貿法根據外貿管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結合外貿管理的實際需要，補充、修改和完善了有關國營貿易等法律責任的規定（第60至第66條）。例如，第63條規定：u201c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國務院對外貿易主管部門可以禁止違法行為人自前款規定的行政處罰決定生效之日或者刑事處罰判決生效之日起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內從事有關的對外貿易經營活動。u201d處罰措施除了包括撤銷外貿經營權及罰款等傳統手段之外，還包括刑事處罰、行政處罰以及從業禁止等多種手段，為維護公平、自由的對外貿易秩序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新外貿法還特別針對外貿違法行為法律關系比較復雜的特點，對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壟斷、不正當競爭、海關管理、稅收征管、外匯管理、商檢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違法行為，從法律責任上，與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進行了銜接（第29、第30條、第32至第35條），明確了違法行為的相應法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