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維爾與斯特恩等人生產網絡理論的基礎上，通過抽象，結合價值鏈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技術能力與企業學習等理論提出了一個比較嚴謹、完整的分析框架。他們首先歸納出五種典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方式，按照鏈中主體之間的協調和力量不對稱程度從低到高依次排列為：市場，模塊型，關系型，領導型和層級制。然后通過企業間交易的復雜程度、用標準化契約來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對交易的標準化能力)和供應商能力等三個變量來解釋五種價值鏈治理方式(如表1)：

市場：通過契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產品比較簡單，供應商能力較強，不需要購買者太多投入，且資產的專用性較低時，就會產生市場治理。這時，交易比較簡單，雙方只要通過價格和契約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確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協調。

模塊型：產品較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其 資產專用程度較高，買賣雙方的數量雖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場靈活性，更換合作伙伴較容易。雙方交流的信息量較市場型大、較復雜，但能夠通過標準化契約來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協調成本也不高。

關系型：產品復雜導致交易復雜，雙方需要交換的信息量大且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領導廠商和供應商之間有很強的互相依賴。但雙方可以通過信譽、空間的臨近性、家族或種族關系降低交易成本。雙方常常可以通過面對面的交流進行協商和交換復雜的信息，需要較多的協調，因此，改變交易伙伴比較困難。

領導型：產品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低，需要供應商的大量投入和技術支持，供應商為了防止其它供應商競爭，將其資產專用化。供應商對領導廠商的依賴性非常強，很難改變交易對象，成為u201c俘虜型供應商u201d。領導廠商通過對供應商高度控制來實現治理，同時通過提供各種支持使供應商愿意保持合作關系。

層級制：產品很復雜，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應商的能力很低時，領導廠商不得不采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內治理方式。因為交易可能涉及到領導廠商的核心能力如隱性知識、知識產權等，領導廠商無法通過契約來控制機會主義行為，只能采用企業內生產。

此外，格里菲還研究了價值鏈治理的動態性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三個變量將發生變化，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隨之發生變化。這種動態變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車行業，由于規模經濟、標準化和供應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轉向市場治理；服裝行業由于交易復雜程度的降低和供應商能力的增強由領導型發展為關系型；在美國電子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垂直一體化)發展為模塊型。

三個變量產生變化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首先，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提高相對降低了供應商的能力，同時增加了交易的復雜程度；其次，創新和標準化是一對矛盾，創新會降低標準化能力；第三，供應商的能力隨時間會發生變化，學習會提高企業能力，引入新供應商競爭、新技術革命和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變化都會影響供應商的相對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范式是目前最嚴謹的一個，它涵蓋了目前發現的多數典型的全球價值鏈類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種治理模式的特點，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將特征變量化，具有較好的理論基礎。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該理論中的治理模式僅限于領導廠商和較高級供應商之間的關系，但在具體的行業價值鏈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體；第二，模型中的前兩個變量(交易的復雜性和交易的可標準化程度)有很強的相關性，實際上這兩個變量都是通過影響交易成本來決定價值鏈的治理模式，但影響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這兩個；第三，把三個變量簡單地劃分為高低兩個維度可能不夠準確，比如模塊型中交易的標準化能力高于領導型，但低于市場型；第四，文化稟賦、公司戰略、政府政策和國內和國際的制度對價值鏈的治理有重要的影響，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卻沒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沒有說明價值鏈中各個鏈節(nodes)的區位問題，即為什么不同的鏈節會分布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