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19-1939），德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采取一系列措施開拓中國市場。這些措施使中德關系不斷改善，也促進了德國在華利益的增長，并對德國對華外交的決策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20、30年代，德國國內各派勢力在遠東政策上出現了分歧，來華德國軍事顧問問題是其中一個焦點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國防軍和外交部間發生了許多爭執，但它們的分歧并非實質性的。在納粹上臺前，傳統的德國統治精英一直寄希望將中國培養為自己在遠東的戰略盟友，而即使納粹上臺后為了加快德國的軍事工業建設，大力吸引原材料和外匯也積極采取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做法。

一戰的戰敗是德國處于殘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國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機會對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間能處在一個比較平等均勢的地位上進行交流。雖然德國已經戰敗，且凡爾塞條約的限制使德國不能正常進行外貿出口。但德國國內的各種工業能力和技術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過擴大生產來拯救衰敗的經濟。所以德國積極尋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蘇聯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這也是為什么南美兩國有相當德國移民和受德國文化影響）。 而對于迫切想進行現代化的中國政府而言，這樣的德國絕對是物美價廉的貿易伙伴。

德國喪失所有海外殖民地意味著喪失了廉價和穩定的原材料和勞動力市場，破落的國內經濟和與其他列強相比極端不平等的貿易地位，使得德國也急需像中國這樣既能提供大量希缺農礦原材料又有廣大國內市場，迫切渴望先進技術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國際通貨或者進行易貨貿易的貿易伙伴。

所以從1920年代起，雙方幾乎是一拍即合，從工業、 農業、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國民黨政府也在這一背景下與德國方面開始接觸。其中一重要外交官朱家驊（Chu Chia-hua）值得一提，他是早年德國留學生，幾乎參與了所有從1926-1944年間所有中德之間的外交接觸。

最初德國方面是通過在華的各類資本公司和國民黨進行接觸的。在1924年秋，孫中山聘請西門子洋行在廣東的負責人古斯塔夫·阿曼為其私人顧問，并由阿曼出面聘請了以哈羅滕堡為首的十多名德國軍官為其服務。（我們知道1938年在南京拯救大量難民的拉貝當時所任職務也是西門子洋行在南京的負責人并兼任納粹黨部在南京的臨時負責人。）

孫中山1925年去世后，蔣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便著手開始調整全面親蘇的戰略決策。鑒于德國歷史上的統一進程對于其武力統一全國，而且德國沒有在華的任何政治利益和干預興趣，所以考慮用德國軍事專家替換蘇聯顧問。

在1926年，朱家驊以私人名義邀請麥克思·鮑爾（Max Bauer）來華考察商業投資的可能性。麥克思·鮑爾是炮兵專家，曾任一戰時德國總參謀部長魯登道夫的助手，因為參與反對魏瑪政府的兵變被放逐，曾在奧地利、西班牙、蘇聯等國擔任軍事顧問。1927年，蔣介石正式邀請其赴廣州擔任私人顧問。1928年鮑爾回德國與工商業界接觸，為中國尋求進行經濟重建的項目并為蔣招募常任軍事顧問團。此為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開始，但當時更多的是私人關系而非兩國間的正式外交合作。

由于凡爾賽條約對于德國進行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的限制，且對于鮑爾私人身份和其兵變經歷的考慮，還因蔣尚未完成對中國的統一并且與原有的北洋軍閥政府間長期的合作關系，最初德國工商界對于與國民黨政府進行交往疑慮重重。

此后鮑爾返回中國，病逝于上海（死因兩個說法：一為天花而死，另一說法是因為他替蔣在統一戰爭中出謀劃策， 遭到桂系毒殺。）

他為軍事顧問團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確立了運作模式，并將國民黨政府正式介紹給德國上層，也為中德以后10年的合作制定了基本規劃。

在鮑爾之后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的分別是赫爾曼·克里拜爾（Hermann Kriebel）（其人也是軍人出身但不同于其前和其后的顧問團長，他是個老牌納粹：希特勒和羅姆的親密伙伴，曾經一起參加過'慕尼黑啤酒館暴動'。由于其人軍事素養有限且為人過于耿直，不是很受歡迎）、喬治·魏采爾（Georg Wetzell）（也是德國參謀部官員。他為建立德式整編軍隊和蔣介石統一中國出力不小， 但由不善于搞好人際關系且不注重顧問團的另一主要任務經濟合作而只顧著不停地給中國軍隊下定單并不考慮付款問題，而且也不積極參與德國的原材料采購計劃，所以評價一般。）

由于日本的步步緊逼，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這鞏固了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30-1932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伙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當時東北出口的大豆，德國工業對于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以鎢為例，德國是中國鎢砂的主要進口國之一，從魏瑪時期起德國就已通過民間貿易的方式從中國進口鎢砂，在20世紀20年代便已是中國鎢最大的買主。至30年代，鎢砂礦成為中德貿易中至關重要的戰略物資，當時出口德國的鎢砂，主要是通過易貨形式進行的。20世紀20至30年代德國進口中國鎢砂數量呈持續上升趨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德國從中國進口的鎢砂礦數量增長了四倍多，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其他商品，鎢砂價格指數的上升速度也很快，十年增長了3．4倍，這是其他商品所無法相比的。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當時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仍然緩慢發展中。但1932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已經與民國政府共同出資設立EUROAISA，歐亞航空公司。

1933-1935年間擔任顧問團長的人是一個在二戰世界軍事史上大書特書的人物：前德國國防軍司令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約翰內斯·弗里德里?！ち袏W佩德·馮·西克特（常被稱為漢斯·馮·西克特），他是一戰后再造國防軍的德軍之父：基于凡爾賽條約關于軍備的限制，他以近乎苛刻的標準挑選和訓練了十萬精英國防軍。在華三年其間（1933-1935），他不僅僅是總顧問和顧問團長，他的英文頭銜是委員長代理人，也就是說能代表蔣介石本人發號施令。

他為當時的中國軍隊確定了減員精兵的政策，且對蔣介石的建軍思想影響深刻，主要體現在這幾點：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軍隊之威力在于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在于軍官團教育之培養。他的口號也為國民黨軍隊中的少壯派所摹仿。

他積極參與長江防線的戰略規劃，為國民黨軍官團輪訓制定具體教程并親自參與講解。他也積極為德國政府服務，中介參與中德的各類貿易和經濟合作，數次前往華南江西，廣東地區考察重要戰略資源鎢、鑷、錫等礦產的生產，并主導中國向德國所下的軍事采購計劃。德國賣給中國的武器裝備雖然價高但質地優良，在抗戰初期的戰役尤其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德國合步樓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Industrielle Produckte，是一家具有軍方背景的私營企業）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后，馮·塞克特將軍由于過度疲勞在蔣介石的不舍中于1935年3月回德修養，他推薦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馮·塞克特將軍于1936年病故于德國。

新的軍事顧問法肯豪森為人正直，又有塞克特的關照，也很蔣的器重。他可以說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初期貢獻最大的外國人。他親自參與了整體長江防線的建設，并為中國抗日戰爭作出戰略規劃和建議，明確提出了持久戰和加速整軍的規劃。在中德貿易間盡量使雙方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各持所需。u201d極力介紹于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u201d以致于克虜伯公司駐華代表氣惱地罵他u201c是不是德國人？u201d他積極為中國政府籌備軍工體系，使中國軍隊在1937-1938年間基本做到子彈自給，同時安排相應的德系軍工企業向云貴地區撤退。他還根據戰斗實際情況，為中國軍需預先安排采購，此決策對于中國抗戰初期的作用尤位突出。（因為1938年初開始德國政府同意已下定單的軍需照舊發往中國，而此后不再接受新的中國定單），此后在武漢會戰中，這批德國軍械發揮了巨大作用。

而此時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南昌、浙江和貴州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于：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的原材料和鐵路線保持暢通的運輸，而這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另外，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上海和南京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中德工業合作計劃是1936年的三年計劃，這個計劃由中國政府的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正如1934年簽訂的易貨貿易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沙的國際價格翻倍而抵消。

1936年4月8日，合步樓公司合伙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當天中國代表顧振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簽訂了合步樓條約的補充協定u2014u2014《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由德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1億帝國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此外，中國方面承諾以每年20%的比例將1億馬克信貸從德國采購設備和技術資料。蔣介石、孔祥熙為此與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賀電，標志著中德關系進入了u201c蜜月時期u201d。

抗戰爆發后，法肯豪森親赴上海、徐州等地前線。在他的身體力行下，各德械師顧問也一直堅持與本部同進退共戰斗。因此報界曾將這稱為一場德式作戰，使得日本軍方對盟友極端不滿。中國進行過德式整編的軍隊幾乎全部參加了淞滬會戰，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重創日軍，己方犧牲達20-30萬之巨。由于中國軍隊的優異表現，倫敦海外通訊社（上海）說道：u201c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u201c

1938年，德國納粹政府決定放棄在中日間的中立政策，所以在日方的一再抗議之下，所有在華德國軍事顧問被召回。法肯豪森據理力爭，為中國政府游說，并表示愿意以個人身份繼續留下。在希特勒以開除軍籍國籍、沒收財產的威脅下，他黯然率團于6月離開中國。離開時向蔣介石保證所有德軍顧問不會將所了解的中國國防機密泄露給日方。而且當時仍然有數名德方非軍籍顧問以個人身份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