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宋代，特別是南宋以后，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對外貿易的城鎮。從元代、明代、直至清代鴉片戰爭以前，上海的對外貿易仍然繼續有所發展，但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曲折迂回的過程。

元代交通比較發達，對促進國內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對外的陸路貿易，天山南北二路商道重行開通，海上貿易，也采取鼓勵發展的政策。元代承宋舊制，在泉州、上海、澉浦、溫州、慶元(寧波)、廣州、杭州設市舶司七處，其中上海市舶司在一二七七年(元至元十四年)設立。由于上海“市易日盛”、“戶口繁多”、“民物富庶”，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就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這時的上海縣區，包括今天的市區和上海、青浦、南匯、川沙四縣，松江也改名為吳淞江。隨著上海及附近地區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發展，上海的對外貿易就具有更加良好的基礎了。

十三世紀末(元成宗時)，曾把上海、澉浦并入慶元市舶司，又在太倉貿易，舶商常來互市。當時泉州的貿易相當興盛，港口船舶，大的約有一百，小的不可勝數。元代對市舶司的管理制度，曾進一步加以詳細規定。一二九三年(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抽分則例》二十二條。十四世紀中葉(元末至正年間)，上海縣已有一批專為對外貿易服務的“海船舶商梢水”人員，共五千六百余人，當時上海全縣才七萬多戶，可見進出海船的繁忙。元代對外貿易主要由朝廷經營，官府往往自備海船，選取商人往海外貿易，所獲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輸入多為珍寶、香料等奢侈品，供皇室貴族享用，輸出主要是手工業品，還有金、銀、銅錢、鐵貨。這時，上海海上運輸和貿易的規模，比南宋時代又有了一些發展。

明王朝初期，由于政權還不穩定，社會經濟還沒有恢復，沿海各地，出現了倭寇的劫掠和騷擾。于是，明王朝嚴格實行“海禁”，“片板不準下海”，申令民間禁用海外各種產物。當時，西北的陸路貿易已經衰落，東南的海上貿易也轉為停滯。上海的市舶司也被撤銷，后來太倉、黃渡雖曾經設司，但不久也取消了。

明初雖然堅決禁止私人下海通商，但卻允許外國“貢船”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下前來貿易，期限定為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路程限取道廣州、泉州、寧波；來船數目和隨從人數也有規定。上海這時既不是市舶司的所在地，又不是規定“貢船”入境的港口，私人海上貿易又被嚴禁，對外貿易本應陷于完全停頓，然而，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由于在宋、元兩代，上海已經和國外建立了貿易關系，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對外貿易，特別是在實行“海禁”以后，對外貿易有重利可圖，沿海大姓豪紳甚至文武官吏，或自己插手經營，或替中外商人提供保護，從中取利，所以上海的海上運輸仍在繼續進行，商船貿易也沒有中斷，只是規模沒有以前那樣大，貿易也沒有以前繁忙。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實質上是逐步發展中的商業資本和封建保守勢力之間的矛盾。

這樣的局面沒有多久便起了變化。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的發展，蘇州成為最大的紡織業中心。瓷器、漆器、冶煉、鑄造以及農產品加工等技藝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商品貨幣經濟也迅速發展了，市場擴大，商品增加，經濟作物地區不斷出現。在太倉，“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湖州的“湖絲遍天下”。以產布著名的松江、嘉定也已具有專業城市的性質。這些都在上海附近。

于是，當時的上海港口已不能適應生產和貿易發展的需要了。一四〇三年(明永樂元年)，二十萬民工疏浚范家浜，連接上海浦，注入長江，形成了現在的黃浦江，而吳淞江則成為黃浦江的支流。第二年正式完工，黃浦江自此形成。這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巨大業績。從此黃浦江成為溝通國內外水上運輸的一條動脈，上海的經濟地位越來越重要了。

這時明王朝的“海禁”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權的穩定，實際上已經逐步放寬。到了一四〇五年(永樂三年)，不僅恢復了已廢除的寧波、泉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建了驛館還在云南等地新設了市舶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鄭和下“西洋”這件震動中外的壯舉。

鄭和自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七次出使“西洋”，前后歷時二十九年，遍歷今印度支那、馬來半島、南洋群島、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共三十多個國家。航程自太倉的劉家港(今上海西北)出發，沿著漫長的中國海岸，繞過印度支那半島的南端，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他們駕駛著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每次出航都有各種船只數十艘，隨行人員數萬人，攜帶大量金銀、緞匹、瓷器、寶鈔等等。鄭和所到各國通商互市，換回當地各種物產，名為“取寶”，例如椰子、胡椒、丁香、象牙、蘇木以及為帝王采辦的珊瑚、寶石、珍奇禽獸等等。鄭和的遠航比歐洲人發現從歐洲到印度的航路要早半個多世紀。鄭和的下“西洋”在我國對外貿易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鄭和的下“西洋”，實際上是一種封建王朝經營的對外貿易。與此同時，永樂時期對“貢船”限也有寬規定可以附帶私貨，官抽六分，給予價款，其余不再征稅，聽任自由貿易。對于私人海外貿易的禁令，這時更松弛了。

這樣的形勢為上海對外貿易的重新活躍開辟了道路這時的上海，河道暢通，港口深闊，交通便利。北方商人，多來上海購買布匹及其他雜貨，南方商人，也在春天運糖來上海銷售，秋天買布匹等回去。鄭和幾次大規模的下海遠航起點就在上海附近，而且還有中國商人隨同出航，外國船舶來港的也漸次增多起來。按照當時的說法，上海已經發展成為“東南名邑”了。

明代中期開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上海的對外貿易本來還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可是，這時東南海岸遭受越來越嚴重的倭寇的侵擾，因而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到六月，縣城“大受蹂躪，搜括一空，兩個月內連遭五次洗劫，房屋半成焦土，民眾損失甚巨”。這年秋天，上海筑起了一條城垣，即今人民路舊址。此后直到一五五六年(嘉靖三十五年)，幾乎每年都被倭寇騷擾襲擊。于是，明王朝又加強了“海禁”，下令罷市舶司，斷絕中外貿易，這時明王朝的外部矛盾和國內矛盾都在上升。加以明中葉以后，統治階級日益腐朽，武備不修，國防薄弱。重行“海禁”之后，倭寇劫掠未能制止，非法貿易卻趁機活動，反而使正當的通商遭受打擊嚴重影響東南沿海的工商業。

在各種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明代后期，國勢衰落，財力不足，更沒有能力進行象鄭和那樣的貿易遠航。于是，明王朝逐漸認識到不鞏固國防，剿除倭寇，單行“海禁”，不可能收效。尤其是不問正當的和非法的私人貿易，概行禁絕，不僅行不通，甚至影響到統治階級自己需要的東西都得不到供應。當時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也使明王朝不得不竭力開辟稅源。由于這幾方面原因，明王朝整飭了國防，在廣大東南地區人民的支持下，平定了倭寇，并在一定范圍內重新開放“海禁”，允許私人在官府控制下進行海上貿易活動，同時制定征收商稅辦法，以增加財政收入；市舶司依舊管理抽分、征稅。這時，私人貿易已占主要地位，封建王朝開放對外貿易依舊著眼于財政收入了。一五七一年(隆慶五年)曾因外商報貨不實，改為“丈抽”，即按海船的大小征稅。這就與明初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由于“海禁”的有所放寬，私人海外貿易逐漸活躍，上海的對外貿易也慢慢恢復過來。但是，明王朝不久就在農民起義的烈火中滅亡了。清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血泊中建立了。上海的對外貿易遭受更加嚴格的“海禁”而重趨衰落。

清初嚴格執行對外封鎖的閉關政策。一六五六年(順治十三年)頒布“禁海令”，任何人不準下海，違者處死刑，沒收家產，地方官要撤職。從十四、十五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對外貿易，又大大衰落下來。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二二年的清朝康熙時期，統一的封建國家得到了鞏固，社會經濟上升，資本主義因素在一度遭到破壞以后又有所發展，東南沿海地區商品經濟更為發達。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海禁部分開放，沿海居民五百石以下船只可以出海貿易，但所去地方、往還期限都有限制，到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始“大開洋禁，西南洋諸國，咸來互市”。

在這一段時期，上海的對外貿易，盡管受到不少限制，但還有所恢復。國內沿海各地貨船，國外的貨船，又陸續前來貿易，自上海赴國外經商的也逐漸增多。清代廢市舶司設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監督管理等項事務。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上海始設海關。“往來海舶俱入黃浦編號，海外百貨俱集”，“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可以看出，上海的對外貿易已迅速恢復舊觀。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古老的中國封建社會已處于總崩潰的前夜。“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清朝政府閉關政策又加嚴了，當時規定只準廣州一地進行對外貿易，這樣，上海和國外的貿易不能直接進行。然而，上海的對外貿易并沒有完全中斷，到了鴉片戰爭前夕，又有了一定的發展。《嘉慶上海縣志》記載，上海“自海關通貿易，閩、粵、浙、齊、遼海間及海國船舶慮瀏河淤滯，輒由吳淞口入艤城東隅，舳艫尾銜，帆檣如櫛，似都會焉，率以番銀當交會，利遇倍蓰”；每值新絲上市,“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到了一八二一年以后的道光年間，上海更是“商賈云集，海艘大小以萬計，城內外無隙地,……。”不少“呢羽雜貨”等洋貨由上海轉銷江南一帶，甚至還有鴉片。事實上這時上海已成為中國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港口。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從宋代開始到鴉片戰爭以前上海發展的情況中可以看出，上海不僅有發展的良好條件與可能，而且有發展的堅實基礎。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上海也將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為大的工商業城市。反華小丑安東尼奧尼明目張膽地造謠說:“上海作為一個城市，則完全是由外國資本在上世紀建立起來的。”這完全是無恥的讕言，只能是他反動面目的充分暴露。

乾隆以后，清朝政府對國內人民加緊防范，對新興工商業加以壓制，對國外商人的貿易活動不問海盜式的商人或是從事正常貿易的商人，不加區分，一律嚴加限制，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維持長久的，“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鴉片戰爭是中國的歷史的轉折點，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如果說，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還保持對外貿易的獨立主權，那么，在鴉片戰爭以后，這個主權就逐步地以至完全地喪失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發生了性質上的重大變化，上海也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對華進行掠奪性貿易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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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76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貿易史話》第一章《古代中國和早期上海的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