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鏈接：解析中國各省份及主要城市外貿依存度：外貿經濟主驅動的利與弊




山川網：眾所周知，從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終需求——投資、消費、凈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因此經濟學上常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這是對經濟增長原理最生動形象的表述。

中國廣大的東部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后的四十余年間，經濟總量實現迅猛的跨越式發展。與東部地區持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外貿進出口總額連年屢創新高關系密切。

據海關統計，2019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54萬億元，比2018年增長3.4%。其中，出口17.23萬億元，增長5%；進口14.31萬億元，增長1.6%；貿易順差2.92萬億元，擴大25.4%。

如果不考慮對外貿易產品構成和利潤情況，單純從2019年進出口總額絕對數據來看，中國已經超過美國（2019年美國外貿進出口為42139.9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90765億元左右）。對外貿易之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那么，如何量化一個國家或地區，對于對外貿易的依賴度呢？有一個對應的概念，叫做“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為對外貿易系數（傳統的對外貿易系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其中，進口總額占GNP或 GDP的比重稱為進口依存度，出口總額占GNP或GDP的比重稱為出口依存度。

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上文中我們提到的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涉及對外貿易數據是“出口額”；而這里我們提到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涉及的對外貿易數據則是“進出口總額”，兩者之間是子母集的關系。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存在一些地區外貿依存度超過100%的情況（進出口總額＞生產總值是完全正常的）。







關于對外貿易的相關推送，此前我們介紹的并不多。所以今天我們不妨稍微多花費一些時間，更多地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發展的歷史，方便大家更好地閱讀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伴隨著外貿的增長，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不斷提高。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階段是1985～1990年，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出口緩慢增長。1985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為9.02%，進口依存度為14.08%，1990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首次達到30%（記住這個數據），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6.05%，進口依存度為13.84%，中國出口慢慢趕上并超過進口。這一階段，主要由于國內資源緊缺和大量技術設備的進口，使進口依存度連續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個階段是1990年～2000年，在這一階段，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超出了中國年均GDP的增長速度8.8%。勞動密集型產業崛起，加工貿易的開展，使出口快速增長，出口依存度超過進口依存度，推動外貿穩步上升，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雖然1996～1999年四年內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滑落，但是在35%左右徘徊，2000年再次達到43.9%。

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至今。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歷史性的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超過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和世界貿易的增長。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快速增加， 2002年突破50%，2005年已經高達63%，2006年更是達到67%的高點，此后受我國經濟轉型、內外需結構調整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從2007年開始對外貿易依存度逐步回落，2008年為60.2%，到2011年更是低至50.1%，僅比2002年高0.1%。

那么，截至2019年，中國最新的外貿依存度數值是多少呢？上文我們已經講到，2019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1.54萬億元，然后再結合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99.0865萬億元，就可以得出該年度的中國外貿依存度為31.8%。

回顧一下中國外貿依存度數據的發展歷史，有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十分值得關注：從1990年的首次達到30%，到1994年突破40%，2002年突破50%，2006年更是達到67%的高點。這個時間區間，是中國外貿依存度的上升區間。

而從2007年開始，中國則迅速轉入了外貿依存度的下降區間。這其中還是有幾個重要時間節點：2008年為60.2%，2011年進一步回落至50.1%，2019年則已經回落到31.8%，距離三十年前的1990年30%的水平，僅剩一步之遙，這顯然是個十分有意思的輪回。

談及于此，我這里再多說幾句。最近一次的中國大中城市的房價迅速上行區間，開始于什么時間點大家還有印象嗎？差不多就是從2007-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結束后，全面啟動的。截至到當下中國大中城市房價整體達到歷史高位的結果來看，這一輪的中國房價黃金時期已然持續了十年之久。

在這十年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各樣的房價調控政策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但是房價卻是雷打不動，越調越高。站在當下的時間點回看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形勢如此動蕩艱難的形勢下依舊能夠“長青”，與在座的各位堅定支持我國大消費（拉動內需）+大投資（固定投資）國策密不可分，各位可謂是功不可沒。

說完了全國，我們來說地方。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眾多。不同地區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外貿依存度情況顯然也差別巨大。這里我有一份中國海關此前推出的2019年中國外貿百強城市資料，這里我們只截取其中的前十強作為代表。







上述城市的名字大家應該不會陌生，都是中國知名度普遍較高的城市。特別是前幾天我們剛剛安排推送了2020年上半年中國城市GDP二十強，其中八個城市都名列其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

那么提到中國二十強城市了，這里再問大家一句，大家是否還記得上述城市，2020年上半年的經濟整體表現呢？記不清不要緊，我再帶大家回顧一下其中幾個代表性城市——

深圳市：上半年我市地區生產總值12634.30億元，同比增長0.1%，增速較一季度回升6.7個百分點。

上海市：2020年上半年，上海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7356.80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廣州市：2020年上半年，我市地區生產總值為10968.29億元，同比下降2.7%。

東莞市：2020年上半年東莞市生產總值為4361.28億元，同比下降1.7%。

廈門市：2020年上半年，我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48.1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0.6％。

從上述中國外貿城市排名最靠前的五個城市上半年的經濟表現來看，情況最好的是GDP相對較小的廈門，上半年GDP增速增長0.6%。其余四城中，深圳市以0.1%將將扭負為正，其余三市仍處于負增長狀態。對比此前我們安排推送的上半年中國城市二十強榜單，這種壓力可以想象。

背后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新冠疫情造成的2020年上半年全國經濟承受巨大壓力，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受挫嚴重，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型產業的城市經濟數據復蘇整體較慢。與此同時，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更是使得對外貿易在原本就處在經濟下行期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這對以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城市而言，無疑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那么截至2019年，中國各城市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情況究竟如何呢？這里我整理了全國三十余座代表性城市的相關數據，一起來看——







如上圖所示，經過統計，目前我國主要城市中至少有14個城市外貿依存度超過50%（表格只統計了主要城市，事實上一些中小城市也超過該水平）。無論是對比國際一般標準，還是對比同期全國均值（外貿依存度31.8%），都可以稱作是高外貿依存度城市。

它們包括：東莞、蘇州、深圳、廈門、金華、上海、珠海、北京、中山、寧波、大連、無錫、天津、青島。無一例外，全部為東部沿海省份城市，半數以上為濱海港口型城市。

在這其中，還有四座城市的外貿依存度甚至超過了100%，分別是東莞145.5%，蘇州113.9%，深圳110.6%，廈門107%。而上述四市在2020年上半年的經濟表現之所以相比同期同級別城市相對不佳，與各自存在不同程度過度依賴對外貿易拉動經濟發展關系密切。

這里我們以表格中外貿依存度最高的東莞為例，“三來一補”曾是早期拉動東莞經濟迅速發展，將東莞市一度送入“新一線城市”名單的重要經濟發展模式。

所謂“三來一補”，即是“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來料加工指外商提供原材料，委托我方工廠加工成為成品。

產品歸外商所有，我方按合同收取工繳費。確定工繳費時，需要考慮國內的收費標準、自身的成本、國際上的價格水平、委托銀行收款的手續費，以及是否支付運費和保險費。來料加工應規定制成率，用料定額包干。如果外商同時提供了生產設備，其價款從工繳費中扣除; 來料裝配指外商提供零部件和元器件，并提供必須的機器設備、儀器、工具和有關技術，由我方工廠組裝為成品。

顯而易見，這種模式只適合發展中國家在對外開放早期階段時，作為過渡期使用。但是事實上，這種模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沿海地區多市長期存在，甚至直到當下也未能完全消失與轉型。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種模式事實上早已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需求，由此衍生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例如：較多“三來一補”企業對中國政府“出口退稅補貼”依賴較大而不注重外銷利潤的獲取；不少“三來一補”企業中的中方股東逐步將經營管理權放手交到外方股東中，缺乏創建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國產化”的動力；企業在雇用員工方面違背中國勞動政策低價雇用員工，較多企業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勞動保護；產品低質低量，對環境的破壞嚴重；產品超低價銷售給外商引發外國政府征收巨額懲罰性關稅。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以東莞為代表的的中國沿海一大批高外貿依存度地區，經濟發展都遭受了巨大沖擊。部分城市GDP增速一度從兩位數跌至一位數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

經此教訓后，東部沿海城市幾乎都意識到了純粹的外貿拉動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巨大不穩定性，從而將加速產業結構轉型，加速產業升級重造作為了發展方向。不過這其中既有成功的案例，也不乏失敗的典型。那些未能成功轉型升級的企業，成為后來歷次經濟危機風波中一批又一批的犧牲品。

但相較于其它拉動經濟發展道路，對外貿易依舊是一種非常受到地方政府偏愛的起效迅速的方法。所以當對應地區對于對外貿易驅動經濟方式形成依賴后，較容易在產業升級轉型中態度不夠積極，這是十分常見的一種心態。

代表性城市之外，我們再來看看全國各省份的最新外貿依存度情況——







根據上表顯示，排除情況特殊的京滬津三個直轄市外，2019年度省域外貿依存度超過同期全國均值的區域，包括廣東、浙江、江蘇三個省份。其中，廣東數據顯著高于浙江、江蘇二省同期。而根據最新的三省2020年上半年經濟半年報顯示——

廣東省：2020年上半年我省地區生產總值49234.20億元，同比下降2.5%。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914.72億元，同比增長1.6%；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8798.81億元，同比下降6.2%；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8520.67億元，同比增長0.1%。

上半年，廣東完成貨物進出口總額3.06萬億元，同比下降7.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4.7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82萬億元，下降8.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9個百分點；進口1.24萬億元，下降5.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8個百分點。

浙江省：上半年全省生產總值為2908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0.5%。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為914億元，增長1.3%；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1620億元，下降2.0%；第三產業增加值為16553億元，增長2.5%。

相關數據顯示，上半年，浙江完成貨物進出口總額14724.21億元，同比增長4.2%。

江蘇省：上半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46722.9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0.9%，增速由一季度的下降5.0%轉為正增長。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1453.56億元，同比增長0.1%；第二產業增加值20128.63億元，下降0.2%；第三產業增加值25140.73億元，增長1.8%。

據海關統計，上半年，江蘇完成貨物進出口總額20061.7億元，同比下降2.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6.7個百分點。

三省對比來看，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廣東省，上半年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也最多，進而對同期地區生產總值數據形成了相對的明顯的影響。

事實上，2019年廣東省外貿依存度能夠控制在66.35%水平，是經過了過去十多年艱巨的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廣東省外貿依存度都超過100%。2007年155%，2008年133%，2009年106%。一直到了2010年后，才成功得以將外貿依存度降低至100%以內。但對比同期全國均值及其他沿海省份來看，廣東省外貿依存度未來依舊還有不小的降低空間。

近現代廣東經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地理位置的優勢。地處中國南部沿海的廣東，在發展對外貿易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同樣是由于位于中國最南端的地理位置和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使得廣東省與廣闊中國腹地各省的聯系相對更弱，這對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在外向型經濟驅動轉型內向型經濟驅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對外貿易依存度指標在理論界一直是大家爭議的焦點，評價各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的國家，全球化水平越高，既能夠提供更多的勞動就業崗位，也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普遍是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型的國家，其過剩的生產力必須通過對外貿易才能夠得以釋放。同時，為了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就必須通過不斷調控政策、稅率、匯率、利潤等方式，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疲憊不堪。

這里我們不妨舉幾個代表性的國家作為參考對象。亞洲方面，2018年，日本外貿依存度為29.9%左右，韓國外貿依存度為68.7%左右，兩者的差距十分明顯；歐美方面，2018年，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0.5%左右，德國外貿依存度為70.8%左右，兩者差別更是巨大。

而作為世界上公認的發達國家，美、德、日、韓雖然國土面積大小不同，人口規模多少不同，但是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經濟體發展模式及方向。

2020年以來，中美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無論是先前的華為事件，還是近期的TikTok（抖音海外版），我們都可以發現美國在對中國進行發難時的諸般有恃無恐。這背后的原因眾多，中美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矛盾由來已久。

但是同樣作為西方發達國家陣營，我們卻可以發現德國在對待華為、TikTok等事件時的態度卻更顯“溫和”。這背后，德國作為高外貿依賴度國家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作為世界工廠，制造業大國，以及擁有為數不少外貿依存度較高城市（其中多數還是發達城市）的中國，相較之下，我們更不愿意與外貿依存度較低，但綜合國力強勁的國家發生矛盾，因為這樣一來我們手中可用的籌碼略顯被動。

而從過去十幾年間中國持續性強調拉動內需，以及今年開始又新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模式，事實上都是中國在意識到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對接下來中國在參與世界競爭中有可能帶來的諸多不利因素后，必然采取的應對之舉。

由大及小，具體到中國的各省各市，在面對日益復雜甚至混亂的世界經濟貿易形勢時，應該將自身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控制在相對合理的水平之內，將自身的發展命脈牢牢地握在自身手中，使其無論遇到怎樣復雜艱難的外部形勢時，本身都能夠做到處變不驚，穩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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