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際結算業務中的“議付”與“押匯”
銀行“國際結算”業務中的“議付與押匯”，有著相輔相成的關系。
在信用證業務中，出口商嚴格按照信用證條款及《UCP500》的有關規定繕制出口單據，并在貨物裝船后，須將制作完成的全套單據，在信用證規定的交單期內，送交銀行辦理“議付”（NEGOTIATION）。
所謂“議付”，其實就是出口地銀行“買進”信用證項下的匯票及所附單據，并將票款‘付給’受益人（出口商）的這一過程。如匯票遭到“拒付”，議付行有權向受益人追索票款。當然，議付行可以是開證行指定銀行，也可以由出口商自定。
不言而喻，“議付”就是出口銀行在審核單據無誤后，扣除本身的手續費，及轉讓匯票之日起到開證行（進口銀行）付款之日前這段時間的利息，并將其余貨款付給出口商的一種行為。《UCP500》對于“議付”這一概念有明確界定：“‘議付’意指被授權議付的銀行對匯票及/單據作出對價，僅審核單據而未付出對價并不構成議付”。
由此可見，國際慣例規定得相當明確，即，“只‘審核’單據，而不付出‘對價’，并不構成所謂‘議付’這一概念”。
但是，實務中，二十余年來我國內地銀行在‘議付’的操作上，實行的是所謂“收妥結匯”辦法。其全過程是這樣的：出口銀行收到出口商送來信用證項下全套單據后，進行全面審核，要求做到“單證一致，單單一致”；然后，將審核后的單據寄往國外開證行或付款行索取貨款；等到國外發出“付款通知”，議付行收到貨款后；一般按收匯當日的外匯牌價，折成等值人民幣付給出口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收妥付款”。
可以說，“議付銀行”在信用證項下的外貿結匯上，所承擔的風險相當有限。
簡言之，這種“收妥結匯”辦法，并非實質的“議付”。
顯而易見，國內“議付行”的上述做法，與國際慣例的基本原則相差甚遠。
這樣的外貿結匯政策，我國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國內出口企業從未提出過異議：“議付行”并沒有構成國際上通常意義的“議付”行為，即，付出“對價”，而銀行卻心安理得地收取了所謂“議付費”。現在，越來越多的出口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或者說，為了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向“議付銀行”提出，要求銀行做到國際上真正意義的“議付”行為，即，議付行審單后，在“單證一致”的前提下，付出“對價”。
內地銀行對于這種要求的回答是：是呀，你可以敘做“押匯”，“押匯”就是“議付”。
但是，對于出口商的“敘做押匯”，銀行則另有一套規定，即，通常是要考慮開證行和受益人的“資信”。如，“信譽”不佳，敘做押匯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又如，對于有限制議付條款的信用證，或者進口國的政經局勢不穩定；或者對方外匯緊缺；或者收匯路線迂回曲折等等因素，通常議付銀行不會考慮給予“敘做押匯”。而“信譽不佳”這句話，在具體操作的界定上，有很大程度的伸縮性和隨意性。坦言之，所謂“敘做押匯”的規定，與國際上通常意義信用證項下的“議付”概念，仍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差別。
況且，我國“出口押匯”的利率與國內人民幣貸款的利率不同（人民幣貸款采用固定利率），而“出口押匯”利率則采用“浮動匯率”，即，參照倫敦拆放利率（LIBOR），再加適當幅度而制定的匯率（通常以LIBOR月率再加0.5—1%計算）。
坦率地說，信用證項下的“議付”，是一種“有追索權”的付款，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墊付貨款”，其實，議付行的權益已經得到了保證。因為，假如議付行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議付”，在“審單、寄單”后，仍遭遇開證行的“拒付”，議付行還是有權向受益人（即出口商）行使“追索權”。就是說，“議付”的風險性，一定程度上已經得到控制，不必“床上疊床”，再擅自加列所謂“收妥結匯”的辦法，重復控制風險。
所謂“收妥結匯”，說白了，其實就是“信用證項下的托收結匯”辦法，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議付”。
各國銀行開出的信用證，均在條款上規定：“此信用證適用于《國際商會500號出版物》”，我們有必要依據國際商會制定的游戲規則進行“議付”，在“單證一致，單單一致”的條件下，對受益人付出“對價”。只有在“單證不符”的條件下，寄單行才能實行所謂“收妥結匯”辦法。（本文純屬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