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案例引出的問題
上海Ａ公司與新加坡Ｂ公司簽訂了一份７３８４５０美元的售貨合同，Ａ公司為出口商。嗣后，Ｂ公司根據合同向印度銀行新加坡分行申請開立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有效期為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至同年８月１７日，受益人為Ａ公司，議付銀行為中國任一銀行，匯票類別為即期，受款人為香港Ｃ銀行，付款人為開證行，出票人為Ａ公司。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Ａ公司就上述信用證向Ｃ銀行申請打包貸款該行同意后于次日向Ａ公司發放貸款３０萬美元。期間，根據開證人申請，開證行曾先后３次向Ｃ銀行發出３份電傳，對該信用證部分條款進行了修改，其中第３次內容為“收到申請人指示后，應將裝運日程和船舶名稱以修改方式通知受益人，上述修正副本應隨單據一并發出”。１９９６年８月３０日，Ｃ銀行收到１份以Ｂ公司名義發來的電傳（該電傳下稱“第４份通知”），告知Ａ公司船名和貨物裝運日期。Ｃ銀行將該電傳轉交給Ａ公司。上述船名和裝運日期與船公司接受Ａ公司托運貨物后簽發的提單中所載內容相同。同年９月３日，Ａ公司向Ｃ銀行提供了包括第４份通知在內的信用證項下的出口單據要求議付。Ｃ行于同年９月５日向Ａ公司發出議付通知，告知該公司在信用證項下的金額７３８４５０美元中，扣除手續費、郵費、短款費、修改通知費、提前付款利息及所欠打包貸款本金、利息后，尚余凈額４９１４３４．０１美元，并于次日將該議付款劃入Ａ公司賬戶內。之后，Ｃ行將信用證單據寄往開證行要求償付，開證行于同年９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１日致函Ｃ行，稱單據與信用證第３次修改的指示不符，并稱其從未發過第４份船名和船期的修改通知，開證人Ｂ公司也未發過這份電傳，單證存在不符點，拒絕償付該信用證款項，并將所有單據退回Ｃ行。于是，Ｃ行于同年１０月２５日致函Ａ公司告知其單據已遭拒付，并要求其歸還議付的信用證款項。因Ａ公司未歸還議付款，Ｃ行就先后３次從Ａ公司賬戶內扣劃５９６５０美元用于歸還上述議付款，尚欠６７８８００美元，后因催討未果，向法院訴訟要求Ａ公司清償所欠議付款本金及利息。而Ａ公司則辯稱Ｃ行在信用證議付時，扣除手續費及打包貸款本息后，原信用證項下的美元已經結清；單證不符是由Ｃ行造成的，其應承擔遭開證行拒付的責任。
此案在審理中產生了兩種處理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Ａ 公司提出Ｃ行審單不慎造成開證行拒付的理由與信用證慣例中對銀行審單的“合理、公平、善意”原則不符，若此理由成立，則加重了銀行在金融中介業務中的責任，也加重了其承擔商品交易的風險。本案中，Ｃ行收到的第４份通知雖未經開證行加押確認，但事實上Ａ公司出口貨物的船舶及船期與該電傳內容一致，從Ｃ行作為議付行的角度看，接受上述船期和船名的通知，執行修改內容，并無不當。考慮到Ｃ行審核信用證修改時有一定的過錯，應承擔議付款部分利息損失。第二種意見認為，Ｃ行是本案所涉跟單信用證的通知行和議付行。根據《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第７條Ａ款規定及解釋，信用證通知行應合理謹慎地審核它所通知信用證的表面真實性，即應核對信用證的簽署和密押，以確定該證的真實性。而Ｃ行在收到以開證申請人的名義發來的裝運電傳通知后，未履行合理謹慎地審核義務即未經開證行加押確認就通知受益人Ａ公司，因此該行具有通知不當的過錯。故開證行以應用證和單據不符拒付信用證款項，過錯責任應有Ｃ 行自行負擔。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二、理論分析

（一）對涉案概念的分析

筆者認為，要正確處理此類信用證糾紛案件，應首先正確把握涉案的打包貸款、議付信用證、出口押匯等法律概念及其法律責任的認定，以防止混淆法律概念而導致錯誤地適用法律。

打包貸款（Ｐａｃｋｉｎｇ Ｌｏａｎ）是指出口地銀行為支持出口商按期履行合同義務、出運貨物而向出口商提供的以正本信用證為抵押的貸款。因為最初這種貸款是專門提供費用給受益人包裝貨物的，所以稱作打包貸款，它是銀行對出口商提供的一種短期融資，主要用于對生產或收購商品開支及其他從屬費用的資金融通，融資比例通常不超過信用證金額的８０％，銀行根據資金情況和客戶情況而定，期限從信用證抵押之日到出口商提供貨運單據并向開證行寄單收回貸款之日。提供貸款的銀行承擔議付義務，收回信用證項下貸款后，將貸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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