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產業結構決定貿易結構，貿易結構又反作用于產業結構，對外貿易對產業升級具有先導作用。

因此，應依據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將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二者緊密結合起來，國家產業振興規劃應考慮與國際市場的銜接，通過產業振興規劃，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一是配合國家工業化升級，積極鼓勵附加價值高，國內關聯度高，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高端機電產品出口，如汽車、船舶、數控機床、精細化工等中高級工業化的標志性產品出口；二是進一步調整完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目錄》，對目錄內商品給予財稅、金融等綜合支持，促進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三是通過培育品牌，自主營銷等方式，提升傳統輕工、紡織、服裝產業的出口附加價值。

四是適應“低碳經濟”發展需要，促進綠色、低碳、環保型產品出口；五是順應服務貿易發展新趨勢，促進服務外包、物流服務、設計咨詢、金融等現代生產性服務出口。

在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過程中，實現貿易政策與區域政策有機結合。一是提升東部，將低附加價值、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加工貿易轉移到中部內陸地區，騰出空間和資源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價值和高效益的外向型產業。二是發展中部，發揮工業基礎好，要素資源豐富以及區位優勢，積極承接國際和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大力發展面向出口的產業。三是帶動西部，在內陸中心城市形成若干個外貿集聚發展區，提升邊境開放水平，擴大邊境貿易，走出一條西部內陸地區外貿發展新道路。另外，在沿海、中部、西部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等不同區域，進一步完善海關特殊監管區的合理布局；推動有條件的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園）區等方式，推動對外貿易的區域協調發展。

外匯管理與匯率政策的調整

當前，外匯管理與匯率政策存在如下問題：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程度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不足；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從中長期來看，外匯管理與匯率政策應進一步調整，以適應貿易強國、經濟強國發展的內在要求。
一是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東南亞及周邊地區推行人民結算，擴大同其他國家的貨幣金融合作，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
二是加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擴大外匯交易主體，豐富外匯交易工具；加強電子化建設，推動我國外匯市場與國際外匯市場接軌，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隨著國內外形勢變化，尤其是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動態調整人民幣匯率。
三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完全可自由兌換。在長期資本流動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資的匯兌限制，然后逐步放松對證券投資和銀行貸款的匯兌限制；在短期資本流動方面，對貿易融資可以較早地解除限制，對于短期資本交易應最后解除限制；針對不同的交易主體，可先放松對自然人和企業的資本交易匯兌限制，最后解除對銀行、投資基金用于貸款和投資的匯兌限制；設定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明確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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